2011年过去，短篇小说还是水波不兴，依旧是一个平常年景。优秀作品虽然不少，但却鲜有那种突破性、原创性的力作和精品。在各个方面的探索没有止步，但在文体自身的调整、变革上未见明显成效。短篇小说近年来的发展是稳健、扎实的，也涌现了一批颇见功力、读者喜欢的佳作，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逊于中长篇小说。但短篇小说在整体上的表现是消沉、软弱、被动的。

　　展现广阔的现实生活

　　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发现，以往那种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锐减、在演变。从宏观看，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少，切入的社会面也很宽，但仔细观察就感到，那种直面严峻现实、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寥寥无几。今天，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并没有断流，但表现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的重心，已转移到更宽泛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方面，努力揭示现实生活本质规律的追求，已让位给了对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的洞察体验。文学的“大叙事”变成了“小叙事”。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泛化、在弱化。

　　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，问题更为繁多，矛盾更加严峻。我们并不缺乏有社会良知和忧患意识的作家，因此现实主义力作总会涌现出来，而这类作品往往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之手。刘庆邦始终在关注底层社会问题和底层人物命运，《月亮风筝》是他2011年的代表性作品。小说表现了中国现代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，农民、乡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。农民工任海生在煤矿的透水事故中死亡，他的家庭瞬间“天塌地陷”。但可恶的是，作为强权一方的煤矿和煤老板，不按有关法规处理，而是采用“逃避”和“私了”办法，多给任海生的妻子10万元，让她保守秘密，一人承担。于是这位善良、软弱、愚昧的农家妇女，遭遇了精神崩溃、家人状告、人财两空的巨大悲剧。弱势的农家妇女在强权面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作家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悲悯。王祥夫擅长写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，在逼真琐碎的生活情景中，往往蕴含着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。《办喜》中写镇里的王镇长和煤矿矿长刘继文两家在同月给儿子办婚事。在矿长给镇长送礼钱、送唱戏，镇长给矿长下请帖、请赴宴等一系列活动中，我们窥见了官员与商人心理上的算计、较量，官商之间政治、经济上的交易、利用和勾结等层层内幕。

　　所谓现实主义创作，并不局限在重大题材和重要问题，写更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同样可以成为上乘之作。须一瓜的《丰满的一天》就是一篇题材新颖、情节曲折、人物鲜活、手法娴熟的优秀作品。作品写的是当下十分热火的鉴宝故事。一碟一碗两件残破的古瓷器，早已被主人淡忘，实际上“一钱不值”。但在如火如荼的鉴宝氛围中，在掮客的摇唇鼓舌下，却被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。作者用夸张讽刺的手法，揭示了现实的荒诞、虚无，人心的躁动、功利。艾玛的《一只叫得顺的狗》，以狗的命运为线索，映照出了派出所长、说书艺人、年轻警员等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演变，以及世事沧桑和岁月无情，蕴涵着无尽的社会人生况味。赵德发的《转运》通过一场道观的“本命年转运法会”闹剧，揭露了金钱铜臭对宗教圣地的侵蚀，一些假住持、假道长通过弄虚作假愚弄信众，从中牟利。这些作品都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。

　　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

　　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灵活、精粹的艺术文体，更容易进入人们精神灵魂的“内宇宙”。近年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的短篇小说大量增加，且涌现了大批力作和精品。这类小说，一面揭示大变革时期人情人性的变异和走向，一面用现代思想观念给予审视和剖析，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精英立场和意识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在写人性、欲望的旗号下，那种低俗的、丑陋的东西也乘虚而入，先是在中长篇小说上蔓延，现在又向短篇小说渗透，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。

　　人性是一个神秘莫测而难以把握的世界，揭示人性的奥秘始终是作家乐于挑战的课题。表现人性所达到的高度，也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。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，我们读到了几篇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。赵本夫的《临界》既是一篇心理小说，也是一篇哲理小说。主人公四毛为了对得起父亲的信任和自己的良心，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，却屡屡被冤、被抓、受辱。众口铄金、善有恶报，四毛的心理和精神终于崩溃，决心去做一回坏人坏事，毁掉了他一生的形象和信念。小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人性和社会主题：在一个好坏不分的社会环境中，做好人是艰难的，当他的善长期得不到认同甚至被误解时，人性之善就会转变为人性之恶。马晓丽的《杀猪的女兵》探索的是更纯粹的人性变异：一个柔弱和善的女子在长期的杀猪生涯中，被扭曲了人性，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“恶”的种子一旦播下，在特定的环境中，就会突然萌发。邓一光写城市人的精神世界比起写农民工的生存状态，显得更为得心应手。《深圳在北纬22°27′-22°52′》描写的是一对白领夫妻疲于奔命的日常工作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，现代都市使他们丧失了人的感觉、乐趣和思想，他们只有在梦中，才能实现人性向自然的回归：男人变成飞奔的野马，女人变成飞舞的蝴蝶。三篇作品，题材新颖、构思精巧、主题锐利，是难得的佳品。

　　在表现婚姻题材的小说中，都市故事占了很大比重，且大多写的都是婚姻的迷失、变易和破裂，由此可见都市人情感精神危机之深重。罗伟章的《细浪》以中年女性王燕做隆鼻美容术为“窗口”，撩开了成功人士的心理情感一角，她们向往年轻和美丽，但人造的容貌却让她们厌弃。钟求是的《皈依》写的是现代家庭的夫妻，在享受了太多的锦衣玉食，走过了漫长的婚姻之路后，对清心寡欲的佛教境界的“皈依”。盛琼的《像植物一样活》表现了现代女性对婚姻家庭更决绝的反叛。她们对美满的婚姻、富裕的家庭已不再留恋，她们厌倦、恐惧琐碎而庸俗的婚姻生活，因而离婚出走，“拒绝做动物，拒绝欲望”，要“活得像植物一样，芬芳、洁净、蓬勃”。在现代都市，物质生存已逐渐不是问题，而精神生活却困境重重，这些小说给读者一种新的启发和思考。

　　在叙述家庭故事的作品中，金仁顺的《梧桐》和滕肖澜的《天堂再见》是两篇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。前一篇作家描绘了一幅逼真、鲜活、带有市井韵味的家庭生活图画，从各种人物的精神情感以及相互交往中，捕捉到尘世中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，给庸常、黯淡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脉温暖的亲情。《天堂再见》的作者则深入到了一个严酷的生命和伦理主题中，让一个柔弱、贤惠的妻子去实施残废丈夫的“安乐死”。在家庭的毁灭、丈夫的剧痛中，这位妻子作出了无畏的选择，并用“同归于尽”的方式完成了两个年轻生命的“涅槃”。

　　在表现情感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，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，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。譬如一些描写多角恋、一夜情、婚外恋的作品，一味渲染性和欲望，损害着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，这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。

　　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

　　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。读过一两百篇作品，那种鲜活、新颖、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。有些人物形象，要么是模糊的影子，要么是理念的木偶，很难留下深刻印象。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，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。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重要原因。